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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-08-04 | 谈“思想淡出，学术凸现”现象
“思想淡出，学术凸现”这一提法，最早源于李泽厚先生，他认为： “９０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，学问家凸现。王国维、陈寅格被抬上天，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则‘退居二线’”（香港《二十一世纪》１９９４年第六期）。后来，也有人概括为“思想淡出，学术凸现”。这两种说法指的是同一种现象，即：许多人文研究的的学者越来越倾向于专心搞学问，避免思想论争。
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？
原因一：许多学者认为，学术可以离开思想而独立存在。例如王国维，在思想方面是清朝遗老，维护帝制，但在学术方面，无论史学还是文学评论，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笔者认为，王国维确实有很高的学术成就，但思想如此糊涂的学者实在不值得奉为楷模。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之时，王国维避走东洋；张勋拥立溥仪复辟之日，王国维大喜过望；冯玉祥驱逐溥仪出故宫之后，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，与友人相约自尽而未果；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，王国维写了“经此世变，义无再辱”的遗书后投湖自尽。王国维的例子恰恰说明，一个人如果过分重学术而轻思想，会何等的糊涂，何等的逆历史潮流而动。
原因二：许多学者大概是为了在守规矩而“思想淡出，学术凸现”。其实中国学者的循规蹈矩并非自九十年代始。自从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主张后，一直到晚清的两千多年，中国学者一直很守规矩。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及以后的一段时间，原有的规矩被冲垮，新的规矩尚未建立，因此学者们无规矩可守。从五十年代开始，随着“思想改造运动”，随着“对胡适派学术思想的批判”，随着1958年的“史学革命”，学者门开始遵守新的规矩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学者们的守规矩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结果是什么呢？以史学界为例：是翦伯赞的惨遭迫害，含冤自尽；是郭沫若的卑躬屈膝，奴颜媚骨；是冯友兰的曲学阿世，晚节不保；是思想沦为奴婢，学术沦为工具。
回顾历史，我们发现，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辉煌，学术最灿烂的时期有两个：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，儒家、法家、道家、墨家、兵家、纵横家、阴阳家等各种思想百家争鸣；孔子、孟子、韩非子、老子、庄子、孙子等各位大师横空出世。另一个时期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及以后的一段时间，以史学界为例，考证学派、方法学派、史料学派、史观学派等各种学派百花齐放；梁启超、张荫麟、陈垣、胡适、顾颉刚、傅斯年、陈寅恪、钱穆、吕思勉、李大钊、翦伯赞等各位前辈成果颇丰。为什么这两个时期学术会如此凸现？原因当然很多，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：思想自由。春秋战国时期，还没有建立起规矩，非常自由；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及以后的一段时间，原有的规矩被冲垮，新的规矩尚未建立，也非常自由。思想的自由促进了学术的繁荣。
让我们看看二十世纪西方的学术史，仍以史学界为例：汤因比、亨利·贝尔、吕西安·费弗尔、马克·布洛克、布罗代尔、勒高夫、费正清、麦克法夸尔等各位史学家都取得了很大成就，不仅在研究其本国历史，研究世界史方面硕果累累，甚至在研究中国历史方面也成绩斐然。原因何在？思想自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。
因此笔者建议，把“思想淡出，学术凸现”改为“思想自由，学术凸现”更有利于学术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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